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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传递决定和命令的女神使伊里斯坐在忒弥斯的边上，犹如一头聚精会神的看家狗。

  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法制日报 进入 莫于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许可法 。

为此,会议讨论通过了公司法、海关法、药品管理法等7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经进一步修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2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等事项,要按照及跟进、审慎稳妥的原则,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目前我国立法规定的对于克隆人行为的监管主体主要包括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部指定的卫生技术评估机构、伦理委员会和医疗机构及从事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单位。二、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此外，诸多国家对违法从事生殖性克隆的行为处以刑罚，比如:2001年英国的《人类克隆法》规定，将以受精之外的方式形成的胚胎置入妇女的子宫构成犯罪。

(二)立法在禁止生殖性克隆的哪些行为方面不够明确。此外，还应当明确《克隆技术管理法》的核心内容。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在法制框架内进行利益调整和利益博弈，寻求利益公约数，是社会稳步前进的制度保障，也是中国公民福祉的保障。

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法律体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学法、用法，在实践中发现制度缺陷并加以完善。中国需要较真的公民，更需要较真的律师。对于牵涉到全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如食品药品、安全生产、金融活动等，需要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监管。

在约束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应当支持和鼓励公益诉讼。我们有《行政许可法》，但很多政务机关经常自我授权。

中国在法律约束公权力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公民通过公益诉讼方式诉诸法律来解决行政行为不当带来的问题，行政法规对于行政行为的制约将有可能获得加强。公开立法进程，通过立法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这有利于形成通过协商修法的途径订立规则、维护各方权益的氛围。建立规则维护秩序是全民利益所在，因而当务之急，应该推动国家的法制建设，在法制的轨道当中来调整各方的利益。

当年小岗村的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温饱，做出包产到户的决定，他们不惜按下手印，如果有人家不幸因此失去了劳动力的话，他们会对他的家人承担责任。第二，不能把公民个人、少数人、多数人的财产处置都纳入监管之列，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少数人大金额的钱适度监管，玩多数人的钱严格监管，据此正确划分金融活动的监管边界。再如资源价格改革，会触动资源性企业和资源丰富地区和运用资源比较多的地区的利益。法律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完善的，但在用法裁量时法官应按照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做出判断。

再如财税改革，涉及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涉及到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也涉及到社会、企业、居民的关系。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无论哪一方胜哪一方败，都能看到法律的适用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如果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形成全国性全覆盖，需要花很大力量进行调整，比如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制度，这会涉及到农民、拆迁户和政府的利益。

当年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小平同志一句看看再说，使他突破了雇工7-8人的政策，使得民营企业家有了后来的发展机会。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通过正当渠道来诉说要求、维护自身利益，如果司法能够公正，能够给每个公民一个说理的地方，我想我们的社会就会减少很多的自残行为或者是非理性的维权行为。党对于司法工作应是政策领导，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在法律层面达成一致。在法制框架内推动社会前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是改革的最佳路径。保护社会公众利益，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是合理界定监管边界的依据。包括法律法规有一些地方并不能对所有的所有制都平等地保护，所以我们需要有典型案例的判决，让人们相信法律的实质和效用。

二是公益诉讼是参与机构有限的诉讼，可以将政府担心的社会事件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如果在民营企业财产受到侵害的案例当中能够出现标杆性的判例，我想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所说的原则就会得以落地。

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有许多突破了现行法律，涉及诸多利益调整，必须修法，将利益调整纳入法制的轨道。但是如果有某些活动妨害他人和公众权利，就要由立法机构予以禁止，相当于开立负面清单。

三中全会的这个表述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也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正是因为有这些较真的律师、公民，才推动了法律的完善。

清单之内的活动严格禁止，清单之外的活动公民有权进行，做到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坚持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原则，就不会在利益博弈中产生动荡。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问责。社会应在有争议的判例中看到制度和法律的缺陷，不断完善。

因此，公民要把法律法规作为自身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要学会更要有勇气通过法定程序表达诉求，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维护自身权益。时至今日，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不多，即使是增量改革也会间接触动既得利益。

改革者要做法治中国的建设者。政府首先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要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碎片化的，有地区的差别和人群的差别。

因为有吴有水这样的律师，对超生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引起了社会关注。任何社会行为都要考虑成本和收益。行政权力要适应来自社会的监督，要让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程序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因为有唐慧上访被劳教，引发了社会对劳教制度的关注，三中全会决定要废除劳教制度。

  政策突破已到尽头 改革开放以来，先驱者用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实践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藩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政法委要尊重司法独立，不干涉具体案例，通过统筹把握司法工作的方向引导司法工作的开展。

但对于那些影响面大、参与公众多的社会活动，如果完全由公民采取私人秩序维护，成本会很高，因此公民需要将自身权利让渡一部分给监管机构，由公众授权监管机构对社会活动进行监管，约束市场纪律，维护社会秩序，确保政治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社会需要经典的判例诠释法律的精髓。

一是因为在法律诉讼中，民告官比较难，公益诉讼可以使诉讼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强调国家能够成为每一个公民利益的守护者。